《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发布

民商律师安全感正消失 — 正常执业招致刑事追诉 — 市场低迷下税负难承

Jul 08, 2026

2026年7月8日 — 公益机构”亚洲律师网络（ALN）”今日发布《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选择在”709”大抓捕十一周年前夕发布本报告，意义深远。2015年7月9日，中国当局开始大规模拘押人权律师和刑事辩护律师。十一年后，本报告发现，压制的影响已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的律师群体——数以十万计长期从事合同、房产、公司、债权债务等民商事业务的律师，不仅面临不断上升的刑事执业风险，也承受着市场低迷和沉重税费负担带来的双重压力。过去被普遍认为”相对安全”的民商事律师，其职业安全感正在迅速消失。

报告全文约两万六千字，综合运用文献检索、公开案例分析、律师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收录七起具有完整司法记录的典型案例，并援引司法部、各地律师协会等公开数据，是目前首份专门关注中国大陆民商事律师执业权益状况的系统性研究报告。由于律师群体面临行政管制压力，本次调研不以大样本实名调查为主，而是采用方便式抽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法、以及定性分析方法，重点揭示制度环境及其变化趋势。

核心发现：商业律师也不再安全

长期以来，律师行业内部普遍认为，民商事律师相较于维权律师和刑事辩护律师处于”相对安全地带”——他们的工作本质上属于私法自治领域，一般不直接触碰国家安全或意识形态红线。本报告指出，这一传统认知正在迅速瓦解。

来自广东的公益律师陆妙卿女士表示：”过去，律师行业一直有一种普遍认识：刑事辩护和维权案件风险最高，只要专注合同、公司、房地产等民商事业务，就相对安全。然而今天，这种职业共识已经被打破。案件是否存在风险，不仅仅取决于案件类型，还取决于案件背景、当事人身份及政策环境。一个原本普通的商业纠纷，也可能导致律师被刑事追责、甚至牢狱之灾。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正在迫使越来越多民商事律师重新调整自己的执业判断。”

报告揭示，这种风险扩散源于三个相互叠加的结构性变化：其一，政治风险边界持续扩张——涉及民营企业、互联网平台、金融纠纷乃至群体性债务的案件，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政治敏感属性，律师被迫在接案前进行政治风险的自我审查；其二，”以刑代民”、”以刑化债”等执法模式扩散，律师的代理行为、法律意见乃至收费行为，均可能被事后回溯认定为犯罪帮助行为；其三，裁判文书公开率在2023年跌至12.5%的历史新低，司法不透明与不可预测性双重叠加，使律师承受的执业风险大幅上升。这三项变化相互叠加，使民商事律师的职业风险从过去主要来自市场竞争，逐渐演变为政治、司法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构性风险。

报告认为，当普通商业律师因正常执业也面临越来越高的不确定性时，其影响已经超越律师群体本身，将进一步影响企业依法获得法律服务、商业交易安全以及法治营商环境。

还原案例：正常执业变成刑事追诉

报告附录收录七起具有完整司法记录的典型案例，逐一还原民商事律师从正常执业到被刑事追诉的过程，具有极强的实证价值。

其中冯波案尤为具有警示意义。冯波曾担任广西某商会会长的合法法律顾问，当该商会会长事后被认定为涉黑组织首要分子，冯波随即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追诉，一审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二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撤销了涉黑罪名，但仍以诈骗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五年。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律师正常担任法律顾问的行为，可被回溯性地纳入刑事评价体系，执业边界的不确定性已达到极端程度。

吕先三案则展示了另一维度的风险。这位安徽律师代理多起普通民间借贷纠纷，在委托人事后被认定为”套路贷”犯罪组织后，以诈骗罪共犯被起诉，一审判处十二年。二审改判三年，但其间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相关视频被公开后旋即遭到删除。

报告认为，这些案例并非彼此孤立，而是近年来民商事律师执业风险不断扩散的典型体现。不同案件类型虽然各异，但均反映出律师正常执业行为越来越容易被重新纳入刑事评价体系。

市场与制度双重挤压：税费困境严峻

报告揭示，在政治风险上升之外，市场环境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民商事律师的生存压力。截至2025年，全国执业律师已达83万人，十年间增长近1.8倍；但法律服务市场需求增速远落后于供给，北京律师人均创收从2019年的84万元降至2023年的68万元。综合各地律协调研数据， 2023年青年律师净流出现象首次出现。收入下降的同时，律师税费制度却未作相应调整，使不少律师陷入收入减少、税费负担相对加重的双重压力。

在税费层面，报告揭示一个结构性困境：律师若严格合规缴税，综合税负可高达收入的40%至50%；若采用常见的避税手段，则随时可能面临税务、公安的联合追责。报告将这一处境概括为”泛罪化”——合规即亏损，避税即违法，律师无论选择严格合规还是采用行业内普遍存在的税务安排，都可能承担较高的经营或法律风险。

北京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指出：”今天中国民商事律师面对的，已经不是单一问题，而是政治风险、司法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和税费制度相互叠加形成的多重压力。市场低迷使律师收入持续下降，而税费和合规成本却没有同步降低，许多律师已经处于难以长期承受的状态。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受影响的不只是律师群体本身，更将削弱市场主体依法获得法律服务的能力。”

建议：改革律师协会、减轻税费负担

报告提出三项核心建议：

一、推动律师协会回归行业自治。现行律师协会由司法行政部门实际掌控，党组书记由政府官员兼任，无力代表律师权益。报告建议对照联合国1990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推动律师协会从”维稳工具”转变为律师权益的真实代表机构。上述建议亦符合《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国际标准对于律师独立执业和行业自治的要求。

二、改革对律师极不公平的税费制度。报告建议扩大税前扣除项目范围、允许跨年度收入平滑机制、在税法上承认律师事务所的准法人地位，以释放行业活力，减少律师被迫游走于合规边缘的制度性诱因。

三、建立明确的职业退出机制。当律师在代理过程中发现委托人存在违法行为，现行制度既无受保护的退出路径，也无举报义务的明确豁免。报告借鉴加拿大安大略省等成熟法域的经验，建议建立清晰可操作的强制退出程序，为律师提供制度性保护。

报告认为，中国大陆民商事律师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律师群体的职业困境。当普通商业律师因正常执业也需要持续考虑刑事风险、市场压力和税费负担时，其影响将进一步波及企业经营、商业交易和社会公众依法获得法律服务的能力。律师职业安全感的下降，最终将影响整个法治环境与市场信心。